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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洛阳才子”说贾谊:夜半虚前席 君臣释前嫌

发布时间:2018-07-02 17:19:44 来源:中国孟津网 点击:1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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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洛阳才子”说贾谊:夜半虚前席 君臣释前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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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洛阳自古多才子。第一个被称为“洛阳才子”的,是西汉政论家、文学家贾谊。贾谊才调绝伦,却命途多舛。人们常将他与屈原相提并论,合称“屈贾”。33岁便抱恨而亡的他,也被世人称为贾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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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自古多才子。第一个被称为“洛阳才子”的,是西汉政论家、文学家贾谊。

贾谊才调绝伦,却命途多舛。人们常将他与屈原相提并论,合称“屈贾”。33岁便抱恨而亡的他,也被世人称为贾生。

两千多年前,贾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?

召回贾生,文帝自愧才不如

“宣室求贤访逐臣,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这是晚唐诗人李商隐写的《贾生》一诗,字里行间透着对贾谊怀才不遇的同情,读来令人五味杂陈。

汉文帝将“逐臣”贾谊召回长安,是在公元前174年。

在此之前,贾谊当了三年长沙王太傅。与家乡洛阳和京师长安相比,长沙地处南方,偏远潮湿,他在那里悲观、失意,认为自己“命不得长”。

如今,因为汉文帝的征召,贾谊重新燃起了人生的希望。他愿倾其平生所学,助汉文帝革除积弊,建功立业。汉文帝似乎并不这么想,至少,他不再有任贾谊为公卿的打算,甚至不想把这位才子留在朝堂之上。

当初贾谊远赴长沙,主要是因为他提议诸侯归国,得罪了绛侯周勃等一批旧臣。就在他离开长安半年后,汉文帝免去周勃的丞相之职,令其带头回封地。不久,周勃被人举报谋反,被送至长安下狱治罪。贾谊得知消息,特意上疏劝汉文帝礼遇大臣,不要让狱吏对他们严刑拷打。汉文帝深以为然,从此“大臣有罪,皆自杀,不受刑”。

周勃和汉文帝是儿女亲家,他入狱的事惊动了薄太后。薄太后力证周勃不可能谋反,汉文帝才将他无罪释放。此后,朝中旧臣势力变弱。按理说,汉文帝可以大胆起用贾谊,但他没有这么做。

《史记》里记载,汉文帝将贾谊从长沙召回,在未央宫的宣室殿接见了他。当时刚祭过神,“上因感鬼神事,而问鬼神之本,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”——汉文帝想知道鬼神究竟是怎么回事,贾谊知无不言,为他作了详细解答。

这次见面,两个人相谈甚欢,一直聊到半夜。其间汉文帝听得入神,不知不觉身体前倾,都快离开席子了。最后,他由衷地说:“吾久不见贾生,自以为过之,今不及也。”

对贾谊的才华与见识,汉文帝自愧不如。那么,他大老远召贾谊回来,只是为了问鬼神之事吗?当然不是。

汉文帝召回贾谊的原因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没有明说。班固在《汉书》里提了几个字,称“文帝思谊,征之”。一个“思”字,使君臣这次会面充满了人情味儿。汉文帝接下来对贾谊的任用,也是大有深意的。

宣室夜谈,君王终于释重负

“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随着这句诗的广为流传,汉文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。

其实,在古代帝王中,汉文帝是一位难得的贤明之君。他一生躬行节俭,励精图治,与儿子汉景帝一起开创了“文景之治”。这次见到贾谊,他之所以急切地问鬼神之事,是因为日食、地震等现象连年发生,他怀疑是自己对鬼神不够虔诚,所以鬼神才来惩罚自己的。

与贾谊宣室长谈后,汉文帝如释重负,对鬼神、生死等有了新的理解。他留下遗诏,称:“盖天下万物之萌生,靡有不死。死者天地之理,物之自然,奚可甚哀!”并要求薄葬,不烦扰百姓。

李商隐生活在晚唐时期,当时的皇帝多服药求仙,荒于政事。他借《贾生》一诗讽刺时事,“怜贾谊实亦自悯”,只是汉文帝莫名“躺枪”,也够冤枉的。

要说汉文帝一点儿不迷信,那也不可能。比如他宠幸邓通,就是因为做了一个梦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为“佞幸人”作传,重点写了汉文帝的男宠邓通。邓通本身没什么才干,只是一名在宫中划船的黄头郎。一次,汉文帝做梦登天,怎么也登不上去,多亏有个黄头郎在背后推他。梦醒后,他认为那个黄头郎是邓通,从此对邓通宠幸有加。

邓通为人质朴、恭谨,不喜欢与外界交往。他服侍汉文帝十分尽心,还曾为汉文帝吮疮。公元前175年,汉文帝废除盗铸钱令,允许民间私铸,并将邓通家乡的铜山赏赐给他,让他开矿铸钱。不久,邓氏钱遍布天下。

当时,身在东南的吴王刘濞(bì)招募亡命之徒,靠海煮盐,靠山铸钱,实力日趋强大。贾谊看到私人铸钱乱象丛生,曾写《谏铸钱疏》详述利害,建议国家统一货币,禁止私铸,汉文帝没有回应。

有人认为,汉文帝召回贾谊,又不让他待在长安,可能与邓通说他坏话有关。事实上,这只是一种猜测,因为邓通为人很本分。汉文帝驾崩后,汉景帝因恼邓通吮疮而自己做不到,就对他痛加报复。最终,邓通穷饿而死。

再任太傅,细论得失《治安策》

宣室长谈后,汉文帝似乎与贾谊达成某种默契。他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,让贾谊到梁国(在今商丘一带)去辅佐梁怀王刘揖。

刘揖又名刘胜,是汉文帝的小儿子,当时只有14岁。《史记》里记载,刘揖喜欢读书,汉文帝最宠爱他,“故令贾生傅之”,其间还“数问以得失”。

任长沙王太傅时,贾谊以“逐客”自居,意志消沉。现在任梁怀王太傅,他充满干劲,频频上疏议论朝政得失,以不辜负汉文帝的信任。这一时期,他最主要的政论文章是《治安策》(也称《陈政事疏》)。鲁迅称其与《过秦论》一样,“皆为西汉鸿文,沾溉后人,其泽甚远”。

当时“天下初定,制度疏阔”,贾谊认为国家看似“已安已治”,其实危机重重。他总结出“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”,提醒汉文帝及早防范,以免酿成大祸。

在汉文帝面临的主要危机中,有一个是诸侯王叛乱。比如,公元前177年,济北王刘兴居叛乱;公元前174年,淮南王刘长叛乱。汉文帝以仁孝治天下,同姓诸侯王叛乱却时有发生,对他打击很大。

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的异母弟弟,自幼由吕后抚养。他长大后“力能扛鼎”,骄纵跋扈,汉文帝对他仍十分宽容。后来,刘长与匈奴勾结谋反,汉文帝仍不忍将这个弟弟赐死,只是将他贬往四川。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,汉文帝便将他年幼的儿子们封为诸侯。尽管如此,百姓仍作歌曰:“一尺布,尚可缝;一斗粟,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。”汉文帝不得不背负杀弟的恶名。

贾谊敏锐地发现,诸侯王叛乱跟亲疏关系不大,即同姓诸侯王并不比异姓诸侯王可靠,并且每次都是强者先叛、弱者后叛。如果不想让诸侯王有与朝廷抗衡的野心,最好的办法是“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”。当国小而力弱的时候,他们都会像长沙王一样忠心。

事实证明,贾谊很有远见。无奈,汉文帝认为削藩时机不成熟,继续任由诸侯王坐大,直到汉景帝时爆发了“七王之乱”。(洛阳晚报首席记者 张广英 通讯员 崔振华)